改革开放放开了我的思想 改变了我的人生
作者:秦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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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是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席桥镇三里村第二居民组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成分是下中农。由于祖祖辈辈中没有一个人识字,所以我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才读了点书,直至上了初中。1960年暑后,由“大跃进”办起来的淮安农业大学录取,分配在农学专业六〇一班学习,学制五年。就在我发奋苦读,以期毕业后能当好新中国的农业科技人员时,1961年因为天灾人祸,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我就读的淮安农业大学被停办了。我们原来憧憬当农业科技人员的梦想破灭了。只能随命运的安排仍回到老家当上一名普通的农民——那时叫人民公社社员——而回乡务农。但我从初识几个字起,就酷爱写点小东西,新闻、小故事、田头说说唱唱什么的都喜欢写。为此,1957年我还在读小学时就开始在当地报纸《淮安报》上发表新闻作品,1963年就当上了《新华日报》的特约通讯员。但是,组织上内部掌握我社会关系不好的阴影却总在我心头萦绕。这是因为我的学校停办后档案没人管问,交由本人带回,而当我将密封着的档案袋带回家后,送到哪里也没人收——一个公社社员还要什么档案?最后我自己拆开来看时,学校给我的最后评语是:“该生学习认真,思想进步,有一定的工作能力,且屡打入党申请报告;但该生社会关系不好,政治上基础不纯,应有选择地控制使用。”

这袋我个人档案在我自己家里放了约一年之后,又被我所在的席桥人民公社派人来拿走了。不久,中共淮安县委组织部就下文任命我为席桥公社三里大队会计。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就被群众批斗了。社会上的造反派说我是“臭老九”和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然,“不纯”的社会关系也是导致我被批斗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批斗我的大会上,造反派们也直接说了,批我“臭老九”的理由是因为我喜欢写写划划,目的是为自己扬名(报上刊用)、得利(拿稿费);还有一条就是我戴近视眼镜,那是1960年我初中快毕业时因学习成绩较好,眼睛却近视得看不清黑板字,于是,学校免除我一个学期的学费四块半钱,让我配了一付眼镜。可是那些造反派们可不管你这些,他们在贴大字报和批斗我时都是十分尖锐地批判说:“大家看,我们贫下中农有几个年轻人就戴眼镜的?”“这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弄得我啼笑皆非而毫无办法。

当时我心里想,我这个“政治基础不纯”的人在那样一个极左政治环境笼罩下是什么希望也没有了。但我唯一“死不悔改”的是,仍一如继往,坚持写写划划,一年到头从不间断。尽管十年“文革”期间,写稿不让署自己姓名,也无分文稿费。相反,我还曾因为将写好的稿件拿去县、社审阅而“旷工”被处罚过工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即使我能做一点事,却总不让我做。我当过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前后当了两年半,学生家长、同行、学生都说我授课认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教学能力,但由于前边说的种种原因,县文教局不批准,只好“下岗”。随后,我当过铺路工、治水工(那时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水利战士”),不过这些都是些临时活,忙乎几个月还得回归到“一亩三分地”上。

我虽不怕种地,也能干我们那里所有的庄稼活,但一家人总是吃不饱,穿不暖。累死累活干了一天农活,回到家中却常常遇上锅下无寸草引炊,锅上无粒米下锅的窘境。我比当时的同龄人家庭还要苦一倍。为啥?因为我在外读书,结婚时间晚了一两年。也就是说,我是1963年元旦结婚的,而当时是生产队集体所有制,上边规定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划分时间是1962年的12月31日,我妻子分不了自留地。加之结婚后我们又陆续生了三个孩子。这样,一个五口之家却只有我一份自留地,盖上三间两厨的住房后,连长一棵蔬菜的地方也没有,更别说长粮食作物了。而那时又有一个硬性的规定:自留地丈量后,三十年内不准改变。这样,你再勤劳,再节俭也无济于事,一家人只能老在饥饿线上挣扎。为此,我们吃过榆树的皮、榆树的叶,还吃过洋槐树的花,也吃过七角菜(蒲公英的幼苗)等等,现在回忆起来,没被饿死实实在在是个幸运。

记得1973年秋初的一天,我妻子教书(民办教师)放学回家后,我也在生产队的地里干完农活回家了。这天家中什么充饥的糠菜都没有,粒米寸草全无。三个幼小的孩子睁大着眼睛,由于饥饿向父母射出期待的目光。无奈的我只好让妻子去庄上找邻居借粮,让大女儿找生产队长到集体社场上预付麦芒衍子,到正式分配时再扣除。我自己则从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伤病员断粮后去阳澄湖上找鸡头米充饥这件事得到启示,就握着一把割草刀跳到水沟里,寻找那些野生的鸡头,把鸡头的茎秆割下来,再剥掉外皮充饥。鸡头的浑身(茎、秆、叶)都长着尖锐锋利的芒刺,那是物种进化时专门自我保护的。一般动物见到它都无可奈何,人更是不敢靠它一下。可是为了一家人的活命,也为了尽自己哺育儿女的义务,已经被饥饿逼急了的我不顾一切地在水中挥刀,忍着浑身火辣辣的疼痛把那些鸡头秆在水里拦腰割断,让其漂出水面,然后再把它们捞上岸扔掉叶和老根。我割鸡头秆时,满身都遭到芒刺,连脸部也不能幸免,全身痛痒、涨痛,完全是个“如芒刺背”的感觉。我原来打算,如果妻子借不到粮食,女儿又付不来烧火草时,全家就只能以剥掉皮的鸡头杆充饥了。所幸的是,那天借到了一点点粮食,也付来了一点麦芒衍子,这样,拿出一点米和剥掉皮的鸡头杆搅拌在一起整整煮了一大锅稀粥,一家人才充了几天饥。类似这样的生活困难恐怕我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也是那个时代我们国家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吧。

1975年,小平同志复出抓整顿,我感觉到全国城乡形势在悄悄变化,心中暗暗高兴。这时,机会果然来了!公社电影队缺一名放映员,放电影总得要有点文化知识才行嘛,而当时在我们公社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学历是打灯笼也找不到几个的。于是,怎么也没想到,我被通知到公社电影队上班了。交给我的任务是:晚上放电影,白天写报道,每月从放电影的报酬中拿24元钱工资。我知道这是公社党委的“巧妙”安排:既不能名正言顺地给我一个公社党委新闻报道员的身份,却能利用我写写划划的这点特长。然而,我进入电影队还不到半年,小平同志就又被批判了。我又听到公社大院里有人议论说什么使用秦九凤是犯了立场、路线上的错误等等。弄得我见了人都不敢抬头。但酷爱写作的我不管别人说什么,还是一边放电影一边没日没夜地写作。我的用稿越来越多,用稿范围也越来越大,我才终于没被辞退回家。

粉碎“四人帮”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因此,就在我一边写报道,一边放电影的时候,心中就感到笼罩在我们神州大地上的“左冰”即将溶化,“春天”即将来临,政治上也在逐步觉醒。所以,有一篇报道稿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文革”后期,极左思潮在集市贸易上推行东北黑龙江“哈尔套大集”的经验:农民赶集也要“革命化”,大家排起方队,敲起锣、鼓,还要朗诵毛主席语录……为了彻底杜绝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源,明令一个公社只能有一个集市。偏偏我所在的席桥公社当时有两个集:席桥、马厂(南马厂乡是1986年才划设的)。于是,我们席桥公社的马厂集属在封之列。这样,每到马厂的逢集日,我们席桥公社党委都要派上负责人带上一帮村组干部和民兵,抢先上集赶走那些赶集的群众。谁知农民群众对公社领导封集的做法十分反感,他们又不能硬抗或抵制,因为那样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变成敌我矛盾了。但群众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就巧妙地强行“簇拥”着公社去指挥封集的领导人,一直把他“拥”到街边水塘里,弄得群众和那位领导都是一身泥一身水的,特别的狼狈难堪。就这样,公社每集去“封”马厂集,群众逢集却照样还去赶,而且有时在古十字街,有时又转移到堆堤上,象捉迷藏似的,把封集的人搞得焦头烂额,几度封不住,也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我见此状况,竟以为公社领导被迫承认既成事实了,就写了一篇通讯——《百年老集又开放了》。稿件写好后,我请公社党委书记匡玉书同志审稿,他一看就说:“这样的稿子我怎么能同意你发?群众赶马厂集是违背江苏省革委会通告的。现在我们没去封,是我们公社人手不够,只是暂时的,具体还要等上边的文件呢!”我没有灰心,又跑到淮安县委宣传部报道组。报道组组长陶溶同志看了稿子说,这篇通讯写得不错啊,根据目前“气候”,我看可以发。他随即让宣传部秘书王伯文同志盖章并签上“同意发稿”的字样,那是1978年11月间的事。就在我忐忑不安地等待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读了公报,我十分高兴,因为不管这篇稿件用不用,在政治上我被批斗、被迫害的事是不可能有的了,也就不会给同意发稿的领导人带来麻烦了。1979年1月23日,《新华日报》二版用较大号的字体刊用了这篇通讯,还让画家胡博琮配了插图。当地群众见到报纸后,反映很强烈,特别是马厂集上的人,他们拿着报纸奔走相告,有的人还放了鞭炮,敲起了锣鼓。当时集上一位90多岁的朱二先生对笔者说,这是马厂开集一百多年来最热闹的一集,这是民心啊!

打那以后,我就被县委宣传部、县文教局等单位长期抽用(类似现在的打工)了,这对于我来说真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我几乎都是没日没夜的干。在刘少奇同志没有被平反昭雪前,我写作的《加强青年的社会公德修养》一文就刊登于1979年4月19日《新华日报》的头版上。而“文革”期间,是把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批判为“黑修养”的,从那以后,就很少有人敢提及道德修养这类话题了。所以当时有人看了报纸,一边夸我“写得好”,一边又说“秦九凤的胆子忒大了!”

还有一次,我和李寿琦同志送稿去南京,从淮阴乘汽车到浦口——那时南京长江大桥还没建好——然后再乘轮渡过江。而在这一段长途客车开行的几百华里路线中有一段70余华里是经过现安徽天长市境内的,那段路况很不好,我就按乘客们的反映写了一篇读者来信,题目叫《何时才能不见这个“跳舞厅”?》稿件写好后,陶溶同志说,“你这是批评人家安徽方面路况保养不好的,人家一般是不会给你登报的。”可是,这篇读者来信却在1979年4月18日《安徽日报》上刊登了,安徽日报的同志为人民服务而不护短的精神极大地鼓舞着我,因为这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使我写稿的劲头就更大了。

当然,我不会满足,而是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继续前进。不仅写新闻稿,还与朋友、同事们合作写书。1984年到1987年又先后在河北人民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吴承恩的传说》、《关天培的传说》和《周恩來童年在淮安》等书,所以在1985年,我44周岁了还被组织人事部门以有特殊贡献的人才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所以现在我常常想,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我思想的解放,而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也改变了我一个普通农民的命运。这四十年来,我已在海内外的《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党的文献》《百年潮》《党史纵览》《世纪风采》和美国《侨报》、加拿大《华侨新报》、新加坡《南华早报》、香港《大公报》等四、五百家报纸、杂志上用稿4600多篇(次),在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出版了二十多本书,先后被人们称为“新闻专业户”,地方史研究专家和研究周恩来的专家等等。省市区有关部门先后授予我自学成才奖、优秀知识分子、科教兴区排头兵。2012年72岁的我还获得了江苏省委宣传部表彰的“理论宣讲先进个人”,2013年又是淮安市委、市政府表彰的“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2016年获淮安区十佳魅力老人(博学)等等光荣称号。2001年我就退休了,现在还担任着中国中央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的理事、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的常务理事、江苏省委老干部局老干部党校的兼职教师,淮安市政协特邀文史委员等二十多个社会职务,为省内外机关、大中小学、企事业单位和工厂、农场以及驻军等作学习周恩来精神的报告近800场,受到新闻媒体的关注和听众的热烈欢迎。我的这些成绩和荣誉不都是我们党改革开放的好政策给我带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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